王宏坤顶住压力带了医院带了重武器几百重伤员胜利到四川

  【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，长驱3000余里,，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，进军川北】

  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，长驱3000余里,冲破了10余万敌军的围追堵截，克服了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，胜利完成了战略转移，进军川北。我军进军川北，当初谁也没有想钊。过平汉路，离开鄂豫皖时想的是等消灭了一路敌人后再转回去，可是大量敌人在围追堵截，我们边走边打，到底往哪里去，没有主意，那时大家心里有看法，上面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，张国焘拿

  不出什么主意，索性往前闯吧，先摆脱敌人。后来想过漫川关到陕南，我当时就有想法，索性经陕南的安康、西乡到四川，四川人多，军阀又在混战，我们好立足，也好发展。可是还没有到漫川关，漫川关即被敌人控制住了，四面的敌人又压追过来，只有从北口上突围，再到商州，以后又翻秦岭入关中。这时部队中有人议论，大家有意见。

  但走关中后第二次翻秦岭南下，特别是过汉水，大家没话说，是拥护的。追切的问题是要建立根据地，红军作战没有根据地，寸步难行，西行转战以来没有根据地的苦头说都说不完。战斗中没有人民群众支援，没有地方武装配合，消息闭塞，情报不灵，连地图也没有。最难的是伤员无法安置，像新集战斗后的伤员被敬人搜出杀害了，使人多心痛。因此要求建立根据地是广大指战员的迫切愿望。所以，我军进入四川建立根据地，一是得力于敌人的逼迫，我们想回鄂豫皖回不去，二是得力于广大指战员的一致要求，必须找一个落脚地。

  【我军西征3000里，条件那么艰苦，战斗那么频繁，首先是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】

  我军西征3000里，条件那么艰苦，战斗那么频繁，部队不垮从始至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。就我们师来说有这样几个原因:

  首先是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好。部队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后直行战，没有一个目标，沿途又艰苦，一些指战员难免有想法，有情绪，我们及时掌握思想动态，多宣传，多鼓动，主要内容有：我们肯定能够打出一片根据地；敌人一定会被我们消灭；困难没什么了不起；革命就得能吃苦；我们要提高勇气，争取胜利。等等，还采取一级找一级的办法，明确规定师长、政委下到团，团长、政委下到营，营到连，连到排，排到班，班到战士。几天一轮回，深入做工作所以部队战斗情绪始终很旺盛，全师上下充满克服困难、打败敌人、争取胜利的信心和决心。

  二是党组织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。虽然，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党委、团委形式与现在不同，也与过去红一方面军不同，但其作用是一样的，那时红四方面军内的党委成员是专职的，一般不任行政职务。比如，就我们十师党委来说，像我们师长、政委、政治部主任都不是党委成员，党委成员另由不兼职务的七八个组成，也是经过党员选举的，也分别有书记、委员，负责党的工作及行政组织工作，推荐考察审查干部（当时政治部下设宣传、群工、敌工等部门，但不设组织部门，组织工作由党委管），做部队内群众工作和思想工作及其他许多具体工作。

  【我们师前后伤了七八百人，其中重的一二百，全由他们领着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搞了上百副抬子,能走的都带着】

  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那么多的伤病号最后能到四川，靠的就是党委、团委，我们师前后伤了七八百人，其中重的一二百，全由他们领着，做了大量的工作，搞了上百副抬子,能走的都带着，哪怕伤了腿的也带着，他们每天早出发，晚宿营，十分辛苦，在他们精心护理照顾下，伤员们逐步痊愈。当时党的生活，团的生活很活跃。各级党组织、团组织有很大的凝聚力，成功地把干部战士团结在党的旗帜下，形成了坚强的战斗堡垒。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也很强。

  三是充分的发挥了阶级友爱精神，团结互助精神，我们的部队来自工农劳苦大众，这个本质决定了红军内部之间的友爱关系。一路上，敌情严重，困难很多，大家互相关心，互相帮助，共渡难关，最困难的是伤员太多，大家想方设法给予照顾护理，不少人长期抬担架累病了也不叫声苦，在那时，们在自己挨饿的情况下搞到一点粮食，首先想到的是别人，夜晚找到一片栖身之地，也首先想到的是别人，而宁愿自己露宿野外。

  【我们师团的干部很不错、很得力。二十八团团长汪烈山、政委甘良发是全军数得着的团长、政委】

  我们师团的干部很不错、很得力。二十八团团长汪烈山、政委甘良发是全军数得着的团长、政委，二十九团团长陈友寿，原来是副团长，曹光南牺牲后当团长，他当副团长时间长，指挥打仗和带兵都有一套。政委曾传六能力也不错。三十团政委詹才芳很能干，军政担子都能挑。

  此外，我们师每人多一套夹衣，有洋钱，还有挑洋钱的人。又组织了担架队，加上没有机械地执行“轻装”指示，迫击炮、行军锅、医院的一套全带着，占了大便宜，挨饿、受冻相对好一些，病号少一些，对伤员的治疗护理上也方便些，因此，非战斗性减员少多了。所以，虽然当时连续转战，条件艰苦，但我们始终是充满信心的。

  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，想谈谈自己的看法。有人说，我军到小河口时，张国焘召开了一个师级以上的干部会议。我认为不可能。曾中生、旷继勋、余笃三、张琴秋、刘杞、、朱光等对张国焘有意见完全是事实，也私下议论过张搞家长制、脱离鄂豫皖等问题，说要写信到中央去告张也是事实。但是，问题是小河口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不可能召开。

  【有人说，我军到小河口时，张国焘召开了一个师级以上的干部会议。我认为不可能】

  首先，他们没住小河口，怎么跑到小河口来开会？小河口只住我们十师，我们师走前卫，总部住后面半山上，住了一夜，第二天，我们开走，他们也接着开走了。说是师级以上的会议，而就我们十师来说，我没参加，政委周纯全、政治部主任傅钟没参加，代师长旷继勋也没参加。一到小河口，旷继助就搞狗熊吃，搞到很晚，第二天清早我们又一起出发的。当时的条件环境也不允许开会。小河口北面是秦岭，南面是汉水，一条小河向南流，河边一条小路，路的东西两面是连绵的大山峭壁，人口很稀全军走在一条路上，拉得那么长，怎么集中开会，并且，得赶快走哩，要抢汉水哩，前面的秦岭出口处也没有占。况且，这时张国熬不会检讨的。部队过了秦岭，摆脱了敌人，马上要过汉水，新的局面将出现，他能承认错误吗？他还会觉得自身对了哩!

  有的以张琴秋1933年8月发表的声明为依据，其实那是逼、供、信的产物。总之，们有意见，有议论，想派人出去向中央告状，这些是事实，而小河口会议的召开，我认为是不可能的。这是历史问题要搞准确。

  【张国焘骑马来了什么话也没说，周纯全说话了：“王宏坤河边在打鱼，你去看看吧。”借故支开我，我明白了】

  1932年12月20日傍晚，我们红十师作为全军后卫，翻过了巴山，到达两河口。第二天，又向前推进了几十里，进到泥溪场，这里是两河口下来的河口，再往南直达毛浴镇并达通江城，我们到时，兄弟部队早已开走，而给我们的命令是就地待命。我们在这里耐着性子等，老不见给我进军作战的命令，心里烦得很，指战员也想的是尽早参战，开辟川陕苏区。

  大约是到泥溪场第4天上午，张国焘骑马来了，当时师部只有我和周纯全。泥溪场镇子不大,有七八户生意人家。师部住一家,吃饭时，张国焘什么话也没说，我想，他老远赶来，一定有什么事要交待，吃完饭后也不好走开。可这时，周纯全说话了：“王宏坤，河边在打鱼，你去看看吧。”借故支开我，我明白了，他们有事。大约两个钟头后我回来时，张国焘已走。

  部队还在这里等待，两天后，总部率红十一师、十二师占了通江城，歼守敌2个营和当地团防大部，接着乘胜向前发展，西面红七十三师也占领了南江部分地区。而我们还在这里等，二十九团也无消息，我问周纯全，他也不讲。又住了两天，总部来了命令，要我们东开洪口。

  我没有参加钟家沟会议，周纯全参加了但回来没传达。可能这次会议就定了部署，让七十三师走前卫占南江，向西发展，十一师、十二师占通江、得胜山向南发展，以我们十师作后卫，也作战略预备队，所以进到泥溪场时，我们老不动，其实就是要根据前面的发展状况来决定我们师的行动，后来通江占了，南江一部也占了前面问题不大，这才要我们师向东发展。

  我们从泥溪场出发，王友均率特务队走前面，川北的地势和山勢和大别山不一样，大多数悬崖壁立，高耸入云的山头一个接一个，山上有田地，有人家，我们在路上很少看到老百姓。那天，走在前面的特务营撞上了一大土豪家娶媳妇，嫁妆真不少，四川那地方贫富界限很明显，有钱人很阔气，穷苦人家则连衣服也没有穿的。特务队把新郎给扣住了，说拿钱来取人，大土豪家给了钱，这边也放了人。

  【师部和三十团住洪口，二十八团住洪口东南25里的龙凤场。万源西面百余里处是竹略关，这一带地形险要】

  当天我们开到了洪口。洪口是通江城北面的镇子，约三四百户，人口数千。到洪口时，正逢赶集，沿途见到许多打柴卖的老百姓，老百姓真穷，连十八九岁的大姑娘都没有衣服穿，前后披一块棕。当时洪口附近比较荒凉，野猪成群结队的，部队早晨下操，野猪在我们面前穿过。

  师部和三十团住洪口，二十八团住洪口东南25里的龙凤场。这时，敌刘茂恩六十五师向万源开进，万源西面百余里处是竹略关，这一带地形险要。竹峪关是我们东面的屏障，敌人从万源方向进攻，非经这里不可，为了防敌来犯，我们命陈启光带师部特务营进竹峪关。不久，敌刘茂恩部来抢关，我特务营凭险据守，同时，四川军阀也不愿蒋军入川，刘茂恩无奈，只得缩回。

  王宏坤和他堂兄王树声，起点不低，可惜高开低走。他打仗有一套，很看得起他。